《中国盆景园林山石史》前言 中国人都有一种传统山水的诗意情结,在山石的烟霞飘渺中遨游啸傲,在草木溪水中闲居理气,也在似与不似的自然世界中陶然自在。于是盆景园林便成为中国人心灵的居所,它们为人们带来一种隐逸和隔绝的空间、为人们的幻想和沉思提供了悠然寄情的场所。 天地造物,为山林、为泉壑,其至精之气结而为山石,负土而出、状为奇怪。这咫尺方寸间的山石为人们所珍赏和咏叹,小小的空间藴含了深厚的文化、藴含了悠久的山石情绪。静观盆景园林的山石,便会如观山水画一般诗意涌动,实处求虚、虚处求实,淡而不薄、厚而不滞。 盆景园林山石上的褶皱、起伏,唤起了人们心中郭熙、李成的寒林远岫、唤起了董源、二米的潇湘画卷。疏风透漏、石褶如皴,每一个细节都那样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睛和视觉空间的丰富性。当人们漫步由盆景园林山石而来的世界之中,便能够触摸到时间与人生的流逝、触摸到那永恒不变的诸多人生感慨。 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峰峦烟霭,今在一拳山石。山石中有天地,在这咫尺拳石趣味中淌过、思绪于观悟的神思中飞出,这小小的山石便也为人们的情怀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品评不倦、赞叹不已。 “盆景园林山石”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直到现在,对于它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中国盆景园林山石史》同前一本书《中国盆景园林植物史》一样,是探讨中国盆景园林理论问题的另一门专题。它是关联中国美术史、绘画史和艺术史中的一个专题,也是中国美学和《中国盆景百科全书》中的一个专题。 它是理论形态的东西,但又不仅限于纯粹的理论,而涵盖盆景园林艺人与艺术家传记、作品著录、技法知识等众多关于中国盆景园林山石的学问。 自有史以来,中国人的盆景园林山石资料累代相传,堪称卷帙浩繁。这些绘画、文字、文献、文物,通过各种形式保存了下来,除了大量专门性的论述之外,还有各种散见于古人史书、文集、别集、笔记、杂记等当中的述说与见解。 仅就专门性的论述而言,被收入《四库全书》、《续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多种类书的已是数量庞大,至于其他散见于经、史、子、集中的就更是倍于前者,不可胜数了。 数千年以来,中国人的祖先创造的杰出艺术理论,一脉相承,“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中国的老子、孔子,他们研究了人与人的关系,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近300名家的画论、艺术论,真如群星灿烂,汇成了一条银河,光辉闪耀,指导着各行各业艺术创作的进程!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它是中国前辈们长时期积累的最珍贵的传统智慧,也是世界顶级的艺术理论宝库!它有助于重塑民族艺术形象,让国人与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艺术精神,提升本民族的文化品位与地位,因为“民族性就是世界性”;有助于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开拓创新,铸造符合时代意气的新艺术。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随着与盆景园林史料的接触越来越广泛、了解越来越深入,从而越来越感到这些山石史料并不能用单纯的技艺、史学或者美学来理解,而是应置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细细品味。它植根于儒释道融合一体的土壤中,数千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的顽强和瑰丽,又随着每一个时代展现出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文化表达。 在当今这个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的新时代,应该通过对山石文化的历史演化和现代文明映照下发展的研究、归纳整理,为我国盆景园林事业快步成长的新阶段,留下一些更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使之既是一部历史书,又是一部工具书,还是一部荟萃山石艺术的作品集。 2009年,北京大学朱良志教授在《学海》4期上论述说:“作为独立艺术的盆景发展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中国盆景不是有艺无学的简单技艺,其中集纳了丰富的理论。研究这些理论,对丰富中国美学的研究领域也很重要。” 这是中国一位著名的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曾对中国盆景界寄托着的希望! 然而,“有艺无学”的“简单技艺”,这个词句的启示,感觉是很沉重的。虽然是用另一种方式提出,但“有艺无学”,“简单技艺”与“理论”、“很重要”的问题仍然一直在我的脑海中久久回荡,压迫得使人无法安静下来。 然而,使得我震惊并注意的却是又一则重要的艺术史料,是它的鞭策,给予了我的勇气力量,不惧艰难,坚持下来,默默无闻,一年又一年,去决心完成这部书稿的写作! 1930年5月,鲁迅在《艺术论》译本序言中,曾经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语录:“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1972-10人民出版社) 1931年4月,鲁迅先生又紧接着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此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鲁迅先生是十分坦率地从切身经验和理论阅读“科学底文艺论”两个方面,解释了自己思想转变的原因,并“因此”翻译出《艺术论》这本“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的由来。一个“挤”字,说明了作者当时环境、处境的险恶和所承受到的压迫。 1933年4月,瞿秋白是在夜深人静,伏在一张小方桌上,花了4夜功夫,写成了长达17000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 瞿秋白在《序言》中所作出的以“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为中心的相关论述。认为进化论只是鲁迅在“五四”以前思想的基本。到写作《而已集》、《三闲集》等杂文集的时候,鲁迅就“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 瞿秋白是对鲁迅给予科学评价的第一人。他不只是评价了鲁迅艺术思想和鲁迅的价值,指出鲁迅世界观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发展过程,而且阐明了从旧式士大夫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后来转变成为无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问题。 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的《论鲁迅》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第一等圣人”、“先锋”、“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旗手”、“主将”、“代表”、“方向”、4个“伟大”、3个“家”、1个“最英勇”,这样的用词评价,反映了鲁迅的地位和价值,是别的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1945年,周恩来曾经说过:“鲁迅的许多思想和毛主席的思想一致”。 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他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这里说的是:鲁迅和“我们”。 1966年7月给江青的那封信中,则换成了:鲁迅和“我”。他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再次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伟人毛泽东自称“是圣人的学生。”其对鲁迅的崇敬评价之高,在古今文化人当中,无出其右。这源于伟人毛泽东和鲁迅是有思想默契的,他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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