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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盆景文化史十年磨砺蚊力负山终将问世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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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2 05:49: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盆景文化史十年磨砺蚊力负山终将问世326
第八章中国近现代的盆景文化
第十一节 朱启鈐 重刊《园冶》的贡献
   蔡铣小园四景图.jpg
常玉绿叶盆菊1929年佳士得香港.jpg
常玉猫与雀1950年佳士得.jpg
常玉盆菊盛开1950年佳士得香港.jpg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贵州紫江人,著名实业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营造学社创始人。
  6月13日下午,一场大雨过后,正阳门箭楼被带着水雾的脚手架包裹得严严实实。北京旧城中轴线上的这座标志性建筑,正经历着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
  由正阳门箭楼北望,长安街车水马龙,它与城楼两侧的南北长街、南北池街,一同构成了北京旧城东西、南北池街,一同构成了北京旧城东西、南北走向的交通要道。
我问同行的一个记者:“你知道改造北京旧城,使其具有现代城市雏形的第一人是谁?”
  “梁思成?”她答道。
  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却并不让人意外。随着北京旧城改造不断进入媒体视野,梁思成等一批建筑学家已被大众熟知。但少有人知晓的是,从1915年起,北京已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市政工程建设,正阳门箭楼、东西长安街、南北长街与南北池街,都是在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的主持之下改造与打通的。
  同样少有人知晓的是,1925年,25岁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生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从国内寄来北宋匠人李诫撰写的《营造法式》一书,“兴趣大增”,由此走上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之路。1930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那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成为建筑学一代宗师。而《营造法式》一书的发现者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正是朱启钤。
“朱启钤是中国古建筑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没有他,就不可能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像梁思成的建筑学领军人物,我们读到《中国建筑史》的年份,还不知要推迟多少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崔勇这样评价朱启钤。
  崔勇的博士毕业论文,题为《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写于2000年。但他在查阅资料时发现,除10多篇后人回忆外,再无与朱启钤相关的研究资料,“由于历史的原因,朱启钤被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者们有意无意地抹掉了。”
  何为历史原因?崔勇并没有详谈。但翻开史册,却能惊奇地发现,在中国上个世纪前半叶的政局动荡中,朱启钤留下这些痕迹:北京巡警厅厅丞,北洋政府5任交通总长、3任内务总长,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后曾因此被通缉),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约代表……
  宦海沉浮,毁誉交织,朱启钤的身影,就在这一次次的身份更换中变得日益模糊。但依旧清晰的,是他所创下的“累累实业”。
  朱启钤督办修筑的津浦铁路,至今仍是我国最繁忙的铁路大动脉之一。他任董事长的中兴煤矿,是其时仅次于抚顺、开滦的全国第三大煤矿。他在上海创建的中兴轮船公司,是我国首家以民族资本兴办的远洋轮船公司,解放后成为新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基础力量……《华盛顿邮报》曾热情洋溢地赞道,朱启钤“成绩斐然,在远东罕有其匹!”
  而在崔勇看来,朱启钤于1930年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更是将他的筹划与组织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朱启钤为学社请来当时最为优秀的学术精英: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祯,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
  朱启钤还以其深厚的社会人脉,动员许多财界和政界人士加入学社,直接从经费上支持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
  曾有建筑史家这样评价朱启钤:“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都是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能把这方方面面的人事统筹起来,是需要非凡之才能的。朱启钤以一己之力,做了今天需要整个研究所行政部门做的事。”
  梁思成晚年也曾回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治安很差,每次野外勘测古建筑时,朱启钤均事先通过社员中的党政头面人物,向当地政府打招呼。每到一处,各县县长均亲自接待“一帮文弱书生”,并派员向导,必要时还派保安人员护送。
  有数据显示,截至1937年,营造学社野外实地测绘重要古建筑达206组,因此“探索出一整套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科学方法,为撰写中国建筑史构建了扎实的科学体系”。
  崔勇感慨,假若没有朱启钤,中国的古建筑研究,又会是怎样的图景?
如今,斯人已逝,营造学社停办也已整整60周年。6月13日的那场大雨,将故宫端门外西朝房冲洗得干干净净。游人如织,屋宇间却依旧透着落寞,此处正是营造学社旧址。而位于东城区赵堂子胡同3号的朱启钤故居,住着数十户人家,杂乱之中,依稀可辨当年气魄。对《园冶》重刊的贡献
《园冶》是中国园林史上一部伟大专著,意义非凡。
陈植认为:“我国造园艺术发轫最早,典籍中可稽者……然就中著为专籍,具有系统者,当以明季吴江计成氏《园冶》一书为最。”
杨超伯说:“明代计成《园冶》一书,在造园艺术上具有高度理论水平,是祖国文化遗产中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陈从周认为:“计成的《园冶》中,总结了因借、体宜之说,列举了掇山、选石之旨,发前人所未发,实是千古不朽的学说。”
孟兆祯说:“计成著《园冶》是我终生学习的教科书。其中量在于奠定了中华民族风景园林艺术传统的文化根基和传承了中国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实践。”
1919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得以重新出版刊行。
1930年,朱启钤从雷氏后人手中购买了大量“样式雷”清代皇家建筑图档资料,并保护下来,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23年,朱启钤辗转得知日本内阁文库有一本《园冶》的明版书,于是托请专人获得《园冶》的影印本,后又访得北京图书馆有《园冶》残卷,遂组织专人与之对照校勘。
1931年后《园冶》由营造学社重刊,1933年又由大连右文阁出版。在《园冶》重刊过程中,朱启钤是最早查找到《园冶》下落,又是最早组织专人对照校勘、实施计划出版的人。由此可见,朱启钤是为《园冶》重刊最为重要的人,对《园冶》这一杰作被发现、出版传承,居功至伟起到了重要作用。


发表于 2020-4-2 07:02:1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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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2 07:25:0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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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2 19:49:55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20-4-2 19:55:3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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