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盆景文化史十年磨砺蚊力负山终将问世311
第八章中国近现代的盆景文化
第二节 鲁迅《绘画杂论》
——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的讲演（1930年2月21日）
今天没有讲题,只是随便谈谈。
上古时代的绘画,题材大都以动物为主,如马、牛、鹿等。画上描出的轮廓,很不清晰,因为原始人的绘画程度浅,没有画准轮廓的能力。虽然如此,却很有生气。
人类社会逐渐进步,对上古的绘画便不满足,于是描绘轮廓就注意起来。轮廓线条一经确定,就失去生动的情趣,因为宇宙间的人和物,无时不在运动中。如用一根刻板的线条规定了形状,必然会失去其生气。
到了十九世纪,绘画打破了传统技法。新派画摒弃线条,谓之线的解放,形的解放。未来派的理论更为夸大。他们画中所表现的,都是画家观察对象的一刹那的行动记录。如《裙边小狗》、《奔马》等都有几十条腿。因为狗和马在奔跑的时候,看去不止四条腿。此说虽有几分道理,毕竟过于夸大了。这种画法,我以为并非解放,而是解体。因为事实上狗和马等都只有四条腿。所以最近有恢复写实主义的倾向,这是必然的归趋。
新派画的作品,几乎非知识分子不能知其存意。因此绘画成了画家的专利品,和大众绝缘,这是艺术的不幸。
欧洲的各个新画派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崇尚怪异。我国青年画家也好作怪画,造成了画坛的一片混乱。怪并不是好现象。有人说怪打倒了一切古旧的传统形式,是革命。不错,怪足以破坏旧形式,但如言建设新形式,怪就嫌不够了,所以说新派画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依我个人意见,怪应当减少。但减少怪不是易事,因为怪比不怪容易得多。古人说：“画鬼容易画人难。”鬼没有根据,容易欺人。要减少怪,先得在基础上用功夫,不然则很难奏效。我们志在“为社会而艺术”,不得不下些苦功。
我国艺术界闹了多年天才,可不知天才又在哪里？其实,艺术并不是有天才的人方能研究。自然,天分高的人比常人容易成功,但同样要努力。总之基础不深,画不出好画来。
新派画里常常可以发现错误。有人所作的劳动者,手臂很粗。劳动者比常人健康,应当粗壮些,但这位画家不懂解剖学,以致骨骼肌肉,都不合解剖,结果手臂不是粗壮而是肿了,就是一个例子。
依我看来,青年美术家应当注意以下三点：一、不以怪炫人,二、注意基本技术,三、扩大眼界和思想。画家如仅画几幅静物、风景和人物肖像,还未尽画家的能事。艺术家应注意社会现状,用画笔告诉群众所见不到的或不注意的社会事件。总而言之,现代画家应画古人所不画的题材。
古人作画,除山水花卉而外,绝少画社会事件,他们更不需要画寓有什么社会意义。你如问画中的意义,他便笑你是俗物。这类思想很有害于艺术的发展。我们应当对这类旧思想加以解放。
今天的画家作画,不应限于山水花鸟,而应是再现现社会的情况于画幅之上。中国一般社会所欢迎的是月份牌,月份牌上的女性是病态的女性。月份牌除了技巧不纯熟之外,它的内容尤其卑劣。中国现在并非没有健康的女性,而月份牌所描写的却是弱不禁风的病态女子。这种病态,不是社会的病态,而是画家的病态。画新女性仍然要注意基本技术的锻炼,不然,不但不能显新女性之美,反扬其丑,这一点画家们尤其要注意。
工人农民看画是要问意义的,文人却不然,因此每况愈下,形成今天颓唐的现象。十九世纪法国很多画家只在色彩上花功夫,这和中国画家只在山林泉石的构图上花功夫同样错误。“意义”在现代绘画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装饰画自然例外。因它的使命不过是调剂人们精神而已,但不能承认它是纯粹的艺术。
展览会很有益于美术家,在那里可以增加他们的艺术兴趣,同时也锻炼了鉴别作品优劣的欣赏能力。因为单看一幅画,不容易分辨好坏,比较看来,优劣立见。
中国有一些从欧美或日本留学回国的画家,他们的创作命题很抽象,如一幅少女像,题为《希望》、《思想》……之类。用命题欺骗群众,或以色彩诱惑读者的虚伪画家,在中国为数不少,别人如问作品的内容,他便笑你不懂艺术。因此就有越为少数人欣赏的东西,其价值越高的论调出现。甚至画家自己也无法解释的作品,就是最高的艺术。
谁都承认绘画是世界通用的语言。我们要善于利用这种语言,传播我们的思想。版画的好处就在于便于复制,便于传播,所以有益于美术运动。可惜我们的美术家,不肯做这些没有天才的小事,结果大事做不成,小事没人做。
我们应将旧艺术加以整理改革,然后从事于新的创造,宁愿用旧瓶盛新酒,勿以旧酒盛新瓶。这样做美术界才有希望。
以上是我近年来对于美术界观察所得的几点意见。
今天我带来一幅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请大家欣赏欣赏。（说时一手伸进长袍,把一卷纸徐徐从衣襟上方伸出,打开看时,原来是一幅病态十足的月份牌,引得哄堂大笑。在笑声和掌声中结束了他的讲演）
鲁迅《艺术论》译本序
蒲力汗诺夫（George Valentinovitch Plekhanov）以一八五七年，生于坦木皤夫省的一个贵族的家里。自他出世以至成年之间，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正是智识阶级所提倡的民众主义②自兴盛以至凋落的时候。他们当初的意见，以为俄国的民众，即大多数的农民，是已经领会了社会主义，在精神上，成着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的，所以民众主义者的使命，只在“到民间去”，向他们说明那境遇，善导他们对于地主和官吏的嫌憎，则农民便将自行蹶起，实现自由的自治制，即无政府主义底社会的组织。
但农民却几乎并不倾听民众主义者的鼓动，倒是对于这些进步的贵族的子弟，怀抱着不满。皇帝亚历山大二世③的政府，则于他们临以严峻的刑罚，终使其中的一部分，将眼光从农民离开，来效法西欧先进国，为有产者所享有的一切权利而争斗了。于是从“土地与自由党”④分裂为“民意党”，从事于政治底斗争，但那手段，却非一般底社会运动，而是单独和政府相斗争，尽全力于恐怖手段——暗杀。
青年的蒲力汗诺夫，也大概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之下，开始他革命底活动的。但当分裂时，尚复固守农民社会主义的根本底见解，反对恐怖主义，反对获得政治底公民底自由，别组“均田党”⑤，惟属望于农民的叛乱。然而他已怀独见，以为智识阶级独斗政府，革命殊难于成功，农民固多社会主义底倾向，而劳动者亦殊重要。他在那《革命运动上的俄罗斯工人》中说，工人者，是偶然来到都会，现于工厂的农民。要输社会主义入农村中，这农民工人便是最适宜的媒介者。因为农民相信他们工人的话，是在智识阶级之上的。
事实也并不很远于他的豫料。一八八一年恐怖主义者竭全力所实行的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民众未尝蹶起，公民也不得自由，结果是有力的指导者或死或因，“民意党”殆濒于消灭。连不属此党而倾向工人的社会主义的蒲力汗诺夫等，也终被政府所压迫，不得不逃亡国外了。
他在这时候，遂和西欧的劳动运动相亲，遂开始研究马克斯的著作。
马克斯之名，俄国是早经知道的；《资本论》第一卷，也比别国早有译本⑥；许多“民意党”的人们，还和他个人底地相知，通信。然而他们所竭尽尊敬的马克斯的思想，在他们却仅是纯粹的“理论”，以为和俄国的现实不相合，和俄人并无关系的东西，因为在俄国没有资本主义，俄国的社会主义，将不发生于工厂而出于农村的缘故。但蒲力汗诺夫是当回忆在彼得堡的劳动运动之际，就发生了关于农村的疑惑的，由原书而精通马克斯主义文献，又增加了这疑惑。他于是搜集当时所有的统计底材料，用真正的马克斯主义底方法，来研究它，终至确信了资本主义实在君临着俄国。一八八四年，他发表叫作《我们的对立》⑦的书，就是指摘民众主义的错误，证明马克斯主义的正当的名作。他在这书里，即指示着作为大众的农民，现今已不能作社会主义的支柱。在俄国，那时都会工业正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形成了。必然底地随此而起者，是资本主义之敌，就是绝灭资本主义的无产者。所以在俄国也如在西欧一样，无产者是对于政治底改造的最有意味的阶级。从那境遇上说，对于坚执而有组织的革命，已比别的阶级有更大的才能，而且作为将来的俄国革命的射击兵，也是最为适当的阶级。
自此以来，蒲力汗诺夫不但本身成了伟大的思想家，并且也作了俄国的马克斯主义者的先驱和觉醒了的劳动者的教师和指导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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