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盆景文化史十年磨砺蚊力负山终将问世393第八章中国近现代的盆景文化
第三十八节刘曦林《百年中国画的四次大争论》美术革命与中国画前途的论争2
新时期的第三次论争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画和整个中国同步地进入了反思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个时代被称为新时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又一段最好的时期。中国画开始全面复苏。 1985年，“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出现了一批艺术构想超越现实主义思维框架的作品，却仍然保持着青年人的理想、朝气及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但另有一种青年美术思潮，以西方现代艺术为参照系，试图反叛既有的艺术秩序，当时被称为“八五美术运动”。如果说中国美术在“文革”前以印象派为界河与西方艺术相对立，在80年代之初改为以抽象派为界河了，并有“抽象美”及中国画的抽象趋势论的讨论。其后又有“反传统”及中国画“危机”说、“穷途末日”说，认为“中国画只能作为整个中国现代化绘画的保留画种而存在”，其前途在于创造“中国画系统无法容纳”的“现代中国绘画”。一石激起千层浪，从而引发了20世纪中国画前途的第三次论争。 倾向于上述观点的是以西方现代艺术为参照而不满意于中国画现状的少数青年。持相反观点的人显然居多，他们对传统与现状仍寄有厚望。从“四人帮”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画家刚刚获得了创作的春天，最不同意“危机”说；有的反认为危机在于失去传统，在于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在于脱离生活，在于商品化对艺术质量与艺术品位的负面影响；当文人画在新时期刚刚得到学术界的正视，董其昌与“四王”一宗亦渐获客观评价之际，大部分人认为传统之深奥博大正是创造之基础，言“反传统”者实为无知；在中外艺术关系上，更多的人认为越具有民族性的艺术越具有世界性，中国画不应该趋同于西方现代派艺术，中国画已经走向现代并有自己走向的特殊性和品评标准。 这是一轮新的百家争鸣，虽然是旧话重提，但由于环境的变化而有新的内涵。但许多人往往忽视了这新的内涵正来自足下中国的时空，改革开放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必然呼唤艺术的创造与革新，但也必然不同于西方现代艺术，正视这时空对中国艺术必然的促动和制约，方能获得思想和创造的自由和主体意识的发挥。“反传统”是浅薄的，“守传统”是可悲的，中国画将在继承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应固化为外国人眼中亘古不变的古董。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能封闭自己的艺术，需要的是正视外来艺术包括现代艺术的影响，在选择性的接受中有助于中国画自己的现代形态的形成，而不是尾随他人的足迹。正是在这个时代里，在这个既意识到艺术的自由也意识到艺术的责任，既意识到艺术的创造也意识到艺术的继承，既意识到艺术的民族性也意识到主动开放的时代，我们终会寻找到中国画前行中以创造为主导的继承与变革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这是一场没有结论的论争，但是大家遇到了一个共同的议题：作为新时代的中国画的主潮怎样由它的古典形态实现向它自身的现代形态的转换。人们对此会有多种选择，并在各自不同的实验中接受社会的检验。论争体现了不同的审美趋向和价值判断的差异，而实践的深入与拓展却证实了空想与臆断的浮薄。 世纪末的论争和世纪初的思考 在20世纪的美术史上，任何一个美术品类的理论论争都不像中国画坛这样频繁和激烈，大概因其历史根深而备受关爱，亦因其传统久远与现代不谐，故此而论争不已。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是否“危机”的话题已由中国画自身的多样性拓展而使生存问题不成为问题，20世纪90年代关于“笔墨”的论争已经深入到如何生存的本体。在这场世纪末的论争中，肌理制作风的流行导致了对笔墨的格外强调，“笔墨等于零”论对笔墨的消解又导致了“守住中国画的底线”论的自卫反击。论争再度引发了关于中国画的概念、关于中国画美学体系的思考，实质上仍是贯穿着整个世纪的古今中外艺术矛盾的继续，是面对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如何保护和拓展民族艺术前途的宏观课题，也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各民族文化是以民族独特性赢得世界，还是消解其语言特色走向世界这两种不同的主张在中国画笔墨问题上的反映。据有关人士统计，1992年至2000年之前，直接参与笔墨论争的文章即多达200余篇，充分显示了史论研究者关注中国画前途的热情。 20世纪末的“笔墨”官司的提出，既可以看作20世纪关于中国画前途的第四次论争，亦可看做展望21世纪中国画前途的开端。在论争中我仿佛看到了在主动性开放的多极世界的交往中，不可避免有世界文化的同化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已经指出过这一趋势。但是近年的实践也演示出先哲们未能预计到的另一种趋势——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格外看重。西方亦有学者指出，现在是“多样化选择的时代”，人们将“越来越普遍地接受民族多样化这一概念”，“各国经济的全球化将伴随产生语言的复兴和强调文化特点”，并认为“中国人会更中国化”。我相信，中国画的创作者和欣赏者更会欣然同意这种判断，他们在实践中已经看到民族艺术走向现代化的特殊性——它仍然是民族的，任何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民族艺术决不会轻易地被放进历史博物馆或者被其他民族艺术所同化；它永远是年轻的，它会在传统文脉与现实生活泉源的汇流中不断演化出它的现代品格而永葆长青；它永远是开放的，它将吞吐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营养，而又以其民族的独特性在世界多元艺林里保持其光荣的席位；它永远是宽容的，它将以“君子和而不同”的胸怀既维护其作为中国画的主导品性，又善于与各种异花共处；它永远是个性的，它总是通过每一位画家个性化的表现而臻共性的丰富与充实；它永远是精神的，商品化只应促动艺术的生产，而不是使之滑向假冒伪劣的口实；它永远是健康的，鲜明地高扬真、善、美的旗帜，寄人文精神于内美，将是它贡献于人类精神文明的主旨。 2012-05-24来源：中国艺术报 刘曦林（1942—），男，著名美术史论家、书画家；1942年出生，山东临邑人，早年启蒙于书画家张茂材门下；早年就读于山东艺专（山东艺术学院前身），深得关友声、黑伯龙诸位先生的指教。后于新疆《喀什日报》任美术编辑；1978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硕士研究生；1981年起，于中国美术馆从事美术理论研究、书画创作，现为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美术》杂志编委，中央美术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山东省艺术院特邀教授；著有《艺海春秋——蒋兆和传》、《诗画论》、《中国画与现代中国》、《郭味蕖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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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3 05:22:07
发表于 2020-6-13 08:09:12
